建立在经济互补性基础上的双边关系本来不应该出太大的问题。但话说回来，中国同澳大利亚之间并非一段“寻常”的双边关系。因为它被名为美国的幽灵所笼罩，与其说是双边，更像是三边关系。

　　所以，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澳大利亚之际，澳方期待双边贸易关系能够完全回归正轨。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葡萄酒与龙虾贸易都有望实现“正常化”，还包括解除对最后一批屠宰场的禁令以恢复牛肉出口。中国香港仓库中那成堆的集装箱里存放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都在等待着信号。

　　贸易关系应该是开放且稳定的，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推翻这句话。开放的贸易充分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国家经济利益；而中国多年来始终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拥有如此多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资源，以至于长期保持着对华贸易顺差。事实上，尽管近年来出现外交关系紧张，但中澳之间的贸易总值并未受到根本阻碍，2023年的双边贸易额已经再创新高。

　　几年前兴起的关于“友岸外包”与“供应链脱钩”等言论已经有所降温，这部分是因为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在2021年至2022年间调研了本国供应链面临的脆弱性与断链风险。该机构的分析结论是，从开放的贸易体制转向由地缘因素决定优先安排的贸易体制，并不能服务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澳大利亚在涉及中国的供应链中几乎没有什么薄弱环节。澳大利亚从开放的贸易体系中获益匪浅。学者詹姆斯·劳伦森（James Laurenceson）与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认为，这是“正确的政策教训”。

　　为了迎合国内受众，与政策研究界的建制派人士需要强调他们如何为所谓的澳大利亚价值发声，向中方阐述分歧及不同意见。他们把所谓的“”议题当做某种荣誉的勋章，仿佛谈论这些议题就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价值观”高地。因此，虽然澳方无疑将在会谈中提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肯定，王毅外长一行会显得足够具有外交风度，不至于提及澳大利亚在加沙问题上的作为（向以色列供应军用零部件，助长其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并暂停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提供资金），甚至表达对澳大利亚原住民骇人听闻的处境的担忧，但愿如此吧。

　　然而，实现贸易正常化并不能回避澳大利亚面临的更深层战略困境：即该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取向与具体的区域防务、安全决策是（a）围绕扮演一个次级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b)作为重振澳大利亚更大独立性的努力的一部分。

　　正如克林顿·费尔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提出，作为一个次级帝国主义国家，澳大利亚将从协助维护并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出发，定义自身的利益。以承诺投资3680亿美元买来一支核潜艇舰队为代表的奥库斯协议（AUKUS），其主要目的是满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需求。这样一支舰队能为澳大利亚的防务做出多少贡献是次要的，也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休·怀特（Hugh White）与萨姆·罗赫芬（Sam Roggeveen）的反驳声音便是例证。

　　2023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苏纳克公布为澳大利亚配备核潜艇的计划 图源：视觉中国

　　澳大利亚同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双边交易性质的议题，虽然外交缓和的氛围与场面也不应该被完全忽视。相反，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澳大利亚如何平衡其作为一个白人移家的文化传统与地理现实环境；如何理解亚太地区的变革动力，以及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地位。

　　基于以上背景，维持一条次帝国主义政策路线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合理性与可持续性？什么样的客观条件将最终影响这种取向与其在中长期的可行性？澳大利亚的政策研究界能否为一种显著扩大本国独立性的政策立场开创或发掘空间，就算这将不符合某些人对实现真正的“中等强国”能力的宏大愿景？

　　美国的外交政策理念一贯主张其安全利益与义务是全球性的。华盛顿的官方观点依然坚持，美国在每一个半球的地区都拥有正当利益。可以说，美国在亚洲居于首要地位是过去30年来地区格局的主要特征，但如今却面临质疑。这种无处不在的愿景正承受压力。美国的资源捉襟见肘，在乌克兰和加沙地带的需求既伤害了美国的信誉，也消耗了其军事物资。美国的军工体系缺少足够的资源来满足那些战区的需求，武器弹药库存正在消耗殆尽。就算我们依然承认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大国，美国在西亚地区无可质疑的军事优势也已经是过去式。这导致一部分人，比如前特朗普政府顾问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质疑美国继续维持全球霸权是否现实，并提出应该优先关注亚洲而不是乌克兰。

　　一个奉行次级帝国主义路线的澳大利亚始终是美国在亚洲首要地位的受益者。然而，很少有人会质疑，这种首要地位如今正慢慢被淡化，或者已经成为过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2022年大选前曾提到加强亚洲区域多极化趋势的可能性，并在大选后开始谈论“战略平衡”。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依然围绕维持或重振美国首要地位的目标来做国防规划。澳大利亚知名防务分析人士休·怀特质疑这种自相矛盾还能持续多久，他问道：“黄女士关于一个多极区域秩序的主张如何与她的政府无条件支持美国在亚洲政策的立场相调和？”对怀特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二者不可能调和。

　　这些不一致是澳大利亚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特点，反映了一个正在发生实质改变的世界，与一个依然陷在上个时代的世界、由机构做出的政策回应之间的矛盾。澳大利亚面临的困境不可能在短期内缓解。奥库斯核潜艇的困局正如俗话所说，是“矿井中的金丝雀”。

　　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机构已经承诺，将把奥库斯联盟置于澳大利亚未来数十年内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份承诺始终饱受争议，当“交易”向全世界公开了几个月后，其背后的战略与现实意义开始瓦解。在战略与现实层面，疑虑与风险是相互交织的，因为如果一项计划在执行层面问题重重，或者风险极高，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对其原始战略意图的怀疑。说白了，如果一项计划无法在避免重大风险或机会成本的前提下实施，那么其战略价值本身就值得怀疑。

　　从战略层面来说，目前出现的质疑是奥库斯联盟将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亚的主权。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乔纳森·卡维利（Jonathan Caverley）最近指出，“澳大利亚以及未来将加入奥库斯联盟的任何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美元，也包括国家的独立自主。”

　　他接着表示：“无论奥库斯协议纸面上怎么说，迄今为止产生的唯一实际成果就是澳大利亚砸了至少5亿美元——相当于把钱扔进火坑——来示意它在安全领域彻底依赖美国……”

　　2022年3月，美、日、澳举行海上演习，外媒称奥库斯联盟正讨论邀请日本加入 图自：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会关于奥库斯协议的内容是否现实，以及这笔交易是否会耗尽美国自身对潜艇战力的未来需求等辩论，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目前，对于美国是否具备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军工制造能力尚且存在疑虑，更不用说替澳大利亚制造潜艇了，而这正是奥库斯协议的核心内容。所幸之处在于，一些人指出，在最急迫的时刻，美国可以事实上接管这些卖给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并指挥它们在任意战区进行作战部署。

　　最近，美国削减了明年用于潜艇项目的军费预算，这令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奥库斯协议拥护者们手忙脚乱，他们试图打消公众对于美国承诺或协议可行性的担忧。但是，协议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却始终挥之不去。研究学者布伦丹·奥康纳（Brendan OConnor）、劳埃德·考克斯（Lloyd Cox）和丹尼·库珀（Danny Cooper）详细讨论了一系列领域的战略不确定性，包括对于长期层面的美国政策稳定性与承诺有效性的“押注”。前澳大利亚潜艇部队成员、联邦参议员雷克斯·帕特里克（Rex Patrick）最近对拟议的潜艇项目相关风险做出了不留情的评估。他甚至不需要通过质疑战略价值就能证明，整个协议背后体现出严重的“天上掉馅饼”式思维。

　　这样的思维显然会导致现实后果。而这些后果会制约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行动空间”。2023年的一次评估发现，澳大利亚国防军“并不能完全遂行其任务目标”，而奥库斯协议则是对国防军进行更广泛改革的一部分。这一认识是基于二十年来累积的政策失败所形成的，期间，澳大利亚捍卫主权的能力与整体国防实力都在不断被削弱。

　　在2000年的《国防》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有能力在不依赖其他国家作战部队的情况下保卫澳大利亚”。到了2023年，官方做出妥协，承认澳大利亚只有依靠美国才能满足自身的防卫需求。从现在开始到2040年，澳大利亚的防务都要依赖美国。澳大利亚国防部前麦克·斯克拉夫顿（Mike Scrafton）最近担心，奥库斯协议下核潜艇交付日期的推迟会进一步增加风险：

　　“如果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采购泡汤或者推迟两到三年交付，澳大利亚在未来20年内都无法具备有效防御周边战略水道的能力，或者维持一支有战斗力的潜艇部队。澳大利亚没有独立承担防务的替代方案。”

　　在这种条件下，从狭义的国防政策角度来看，澳大利亚自主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澳大利亚正在依赖他人，而影响他人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些客观条件可能会导致澳大利亚从一个次级帝国主义国家转变成美国的附庸。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美国有限的军工制造能力都会限制澳大利亚在亚洲地区自主行动的能力范围，除非澳大利亚愿意回过头来解决外交与国防政策中的核心矛盾。

　　那么问题来了，对这些矛盾的反思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条件与历史有关，涉及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长期持排华意识形态的殖民定居地的经历。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在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澳大利亚看待亚洲的态度时称之为“一个焦虑的民族”。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界的老前辈、已故的艾伦·金格尔（Allan Gyngell）谈到了澳大利亚对于“被遗弃的恐惧”。目前，这些因素限制了澳大利亚政策研究机构的反思空间，不仅仅是涉及中国的问题，也包括澳大利亚在亚洲所扮演角色的问题。

　　澳大利亚能否克服因地理位置引发的焦虑？澳大利亚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与想象力在地区权力结构中塑造自己的角色与地位，并克服被“伟大保护者”抛弃的恐惧？中国能否在创造“第三空间”方面发挥作用，让澳大利亚能够探索这些更多立足于区域整体性视角的可能性，而不是局限于双边关系的繁文缛节？

　　因此，随着王毅外长出访澳大利亚、中澳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与外交往来的稳定化，那些持续塑造着澳大利亚对亚洲与中国立场的、未能挑明的议题依然在潜移默化地酝酿着。澳大利亚需要开创参与地区事务的新空间；中国有能力促成这些新空间的开辟——使澳大利亚摆脱两根历史性支柱设定的框架限制——最好的实现方式是从多边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