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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洲做女工:不当牛马当“屠夫”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在“考公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迷茫的年轻人站在岔路口,准备挤进千军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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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在“考公热”持续升温的当下,迷茫的年轻人站在岔路口,准备挤进千军万马想过的独木桥。

  上岸压力四起的同时,也催生出“大厂裸辞”“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轻体力活探索”“人生是旷野”等热词。一些年轻人开始主动或被动地逃离主流叙事,既能打工赚钱又能旅游度假的“海外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成为应对“内卷”的新型自救方式。

  去年五月,28岁的伯德在拿到了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后,辞去上海的工作,试图用体力工作来缓解职业带来的疲倦和生活的无序感,在此之前,她是典型的都市白领,从事一份内容创作工作。

  社会运行规则就像一个旋转的滚筒洗衣机,大多数人被裹挟着前进。随波逐流很简单,一旦想跳出规则,就需要花费数倍的力气去对抗。与此同时,要承担试错成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

  一头羊被砍去头颅,掏空内脏,剥掉羊皮后,肌肉仍然剧烈地抽搐、无序地跳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场景。

  正式入职第一天,公司安排新员工参观工厂。我们这批新人分别来自日本、越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事实上,除了领导层是白人外,厂里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东南亚人。

  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大家在沟通上或多或少有些障碍。好在我们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多不到三十的年纪,在参观等候的间隙,气氛倒也欢乐,互相学习如何用对方的语言说“我爱你”、“加油”,以及一些骂人的词汇……

  同事们都很友好,这让我暗自雀跃,对即将面临的工作更是多了份期待。来到澳洲之前,我从未有过体力劳动的经验,谁料想一下就来到屠宰厂这样“硬核”的地方。

  腥味。温热的血腥味混合浓重的羊膻味直击皮肤。血液和碎肉散落在地面。一只只无头羊顺着悬挂式传送带有秩序地移动着。水蒸气笼罩整个车间,呈现出雾蒙蒙的诡异感。

  HR是一位年轻可爱的澳洲姑娘,长着一双标准的“外国人眼睛”,蓝绿色的珠光眼影在她的眼皮上闪烁。在那样沉重的环境里,她就像树梢上的小麻雀,轻盈而流动。看到大家皱眉捂鼻,她依然面带微笑,用轻快的语调为我们介绍各车间的工作流程。

  屠宰车间的任务就是将一头活羊宰杀,最终处理成一堆完整的羊肉。整个流程大致分为:电击、切角、切头、塞肛、卡喉、剥皮、剪脚、剖肚、清理内脏、修肉,最后高压冲洗。

  面对新人的参观,工人们并未抬头多看一眼。他们穿着白色的工服和黑色的靴子,衣服上交织着新鲜和陈旧的血渍,手里握着各式冷冰冰的切割工具,个个面无表情地处理眼前的羊肉。

  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我跟着HR继续参观。来到剔骨包装部门后,环境变得整洁明亮,不再有血腥气。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将已经处理好的整羊分切成块儿,然后进行真空包装,贴标签和装箱。

  期间,我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发现包装岗位的人已经被挑走。我心里懊悔极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厕所。最终,我和另一位高个子中国女孩娜娜被屠宰车间的负责人利克带走。

  利克是当地人,身材高大,不苟言笑,脸颊泛着粗糙的红晕,眼睛总是瞪得很大,长着一副愤怒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年仅18岁,但已经在肉厂工作了四五年。

  冷库相当于是屠宰车间和剔骨包装车间的中转站,是屠宰部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剔骨包装车间的第一个环节。宰杀处理后的新鲜羊肉,需要放入冷库,让羊肉降温,静置排酸,确保肉和脂肪达到一定的硬度,以便进行后续的切块儿和包装。

  羊被按重量分为3种规格,Light(轻),Medium(中等),Heavy(重)。最轻的约20斤,最重的有100多斤,而Heavy规格的羊几乎可以占据总产量的80%。厂里平均每天要宰杀约3000只羊,一天工作7.6小时,这意味着我要在不到10秒的时间内,完成一只羊的分类,整理和运送。

  要眼疾手快。一边抬头,仔细辨别传送链上的羊,标签上是L,M还是H;一边快速将羊推到相对应规格的轨道。等到轨道上的羊快挂满时,再将它们推入冷库。要用力。双臂张开,一次怀抱五六只羊,快准狠,利用那迟缓卡顿的滑轮,使劲将羊甩到冷库内,然后再逐一调整,将羊排列整齐。

  流水线不会停,我也不能停。一旦传送链上的羊堆积三四只后,机器故障机制会自动开启,整条线就会停下来,影响所有人的进度。主管带着怒气的声音远远传来:“hurry up,don’t stop.” (快点,不要停。)

  闻声,我和搭档也顾不上按重量先分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堆积的羊扔到储藏轨道上再说,要在主管到来之前让流水线恢复正常。

  冷,是另一个直观感受。制冷机源源不断地吐着寒气,冷库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零度左右。每次从冷库里整理好羊出来后,睫毛上都会挂一层厚厚的霜。

  为了抵抗寒冷,我在工服下面穿了好几层衣服:上身是保暖背心,短袖,长袖卫衣再加一件冲锋衣。下身是秋裤,牛仔裤和工服。就连袜子都穿了两双。里三层外三层,身体是暖和了,但穿得过于臃肿,行动不便,推羊时愈发觉得费力。

  一天下来,整个人浑身疼痛,胳膊抬不起来,全身像散了架似的,回到住处,已经没有力气干别的事情,只想躺在床上。

  从手忙脚乱到有条不紊,我仅仅用了两周时间。身体逐渐适应了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但每天早上醒来时,双手无力,指关节僵硬疼痛,连拔掉手机充电器都费劲儿。起床活动一会儿后,这种情况才会逐渐缓解。

  平心而论,我并不讨厌这份工作。比起曾经在国内做内容创作工作而言,这份工作它无需与人打交道,也不用绞尽脑汁思考,只要按照规则使出蛮力便可。精神上完全不会承受痛苦。

  更何况,我所工作的冷库位置偏僻,位于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处。在这个空间里,只有我和搭档娜娜两个人,这意味着我们较为自由。

  我在工厂提供的降噪耳罩下,偷偷戴了一个小蓝牙耳机。如果是在其他部门,主管会时不时检查工人们是否偷戴耳机,但在我的岗位,无需过多担心。

  每日进车间前,我会提前下载好想要听的内容,这样就可以一边机械地工作,一边听播客打发时间。有几次耳机没电或者忘记下载音频,那样的时刻简直是度秒如年,人像被一根钉子钉住。

  早上6点,天还未亮,通勤车准时接人。到达工厂后,工人们排队领取,吃完自带的早餐后,开始换衣服。7点进入车间,中途有两个30分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不加班的情况下,15点30分结束工作。

  当时,我的岗位每天有40分钟到1小时的固定加班。澳洲的薪资制度明确,劳动时间可以精确到每一分钟。我的薪资是每小时31澳币(约人民币150元),加班按1.5倍算,超出两小时按2倍计算。来到澳洲的打工人几乎都渴望加班,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加班的机会。

  工厂坐落于澳洲南部的偏远小镇,这里没有地铁、出租车和公交车。唯一的公共交通是一辆面包车,如果需要用车,必须提前打电话预约。甚至这唯一的面包车,在周六也只运行到下午2点。周日则完全停止运营。

  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规模的小镇,如果自己没有车,出行都是难题,更别提任何娱乐项目。公司安排的住宿,距离镇中心大约有十几公里。每周五下班时,我会乘坐公司的通勤车去镇中心的超市采购,这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休闲活动了。

  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下。不少工友谈起了恋爱。或许是因为身处异国他乡,人们需要彼此依靠,寻求一点慰藉;又或是试图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在肉厂这样的环境中,每当我看到恋爱中的情侣,脑海里总会浮现张惠妹的一首歌《血腥爱情故事》。

  有些情侣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如果其中一方英语不太好,交流似乎会有些障碍。刚开始我疑惑,语言不通怎么谈恋爱?后来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很简单,或许是我们习惯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借助翻译软件,肢体语言,长时间相处形成的默契,总会有办法的。

  每周六早上8点,当地的一个志愿者团队会组织跑步活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开始加入他们,每周跑上5公里。跑步为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成为我每周最期待的事情之一。

  工友们常常隔三差五举行派对,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带上饮料和食物前去赴约。有趣的是,光良的《童话》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在几个亚洲国家很受欢迎,也成为了派对上的固定曲目。有一个长发摇滚青年,弹得一手好吉他。我们都喜欢一个叫“Red Hot Chili Peppers”的摇滚乐队。他弹奏时,大家就站在他身边围成一圈合唱。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印尼人永远充满能量,精力充沛,喜欢唱歌和派对,在社交平台也非常活跃,而且他们的英语普遍不错。甚至有几位厂友在IG和油管(海外社交媒体)上做博主,收获不少粉丝。

  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在印尼最发达的城市——首都雅加达,人们的月收入仅为人民币2000元左右,但印尼的物价和开支却并不低。相比之下,在澳洲工作两天所得的工资,相当于在他们国家一个月的薪资。这也难怪他们总是热情洋溢,爱开玩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因此,在寻找工作时,他们更有明确的目标,愿意选择去小镇的工厂,而不是去悉尼等大城市。因为澳大利亚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是统一的,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一样。虽然小镇的娱乐生活相对较少,但消费水平低,工时稳定,更容易攒钱。

  Farewell party(告别派对)是少不了的仪式。记得第一次参加送别派对时,我刚到厂里不久,大部分人还不认识,一个印尼女孩热情邀请我周五下班后去派对。那一晚,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整个厂里的人陆陆续续都去了,一批又一批,大家喝酒,品尝异国美食,一起合影,音乐充斥着整个房间。

  周六上午9点,按照惯例,大家聚到客运站,送别即将离开的伙伴,诚挚地进行最后的道别。直到巴士启程,我们挥手目送车里的人渐行渐远。

  中国人的感情一向内敛,也不喜声势浩大地离开。当时我想,我离开这里时,一定不会举行派对,也不需要别人来车站送别。

  我和搭档娜娜像两头拉磨的驴一般,为了吃到眼前那根永远够不着的胡萝卜,在零度的低温环境下,居然常常急得浑身大汗。在又一次“恶战”之后,我的头发全部被汗水浸湿。午餐时间,一位工友见我头发湿漉漉的,问我是不是去洗了个澡。(换衣室里有淋浴间)

  在我和娜娜尚未加入这家工厂之前,我们的岗位也是由两名女生担任的。但在那段时间里,工厂产量较低,平均每天宰杀一千多到二千只羊。而我们加入后,产量逐渐增加,达到了三千多头,却依然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在从事这项工作。

  这期间,我和娜娜每日都在期盼着能有人调到我们的岗位来,甚至向主管提出请求。可谁料,新员工一波又一波,主管却丝毫没有想为我们增添人手的打算。

  前面我提到,由于工作位置偏僻,通常主管不会来我们这里。也许是因为他无法直接观察到我们的工作强度,而且我们负责的环节从未出现过大问题。又或者是因为一旦打工者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他们往往会将自己自动划分到资产阶级阵营,并开始尽力压榨其他普通打工人的剩余价值。

  此时,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四个月,已达到续二签的条件。澳洲打工度假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如果在偏远地区和一些指定行业工作满3个月和6个月,可以集二签与三签,以停留第二年和第三年。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选择来这个偏远小镇工作的原因之一。

  工作量增长和签证条件满足,不是我想要离职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察觉到工作环境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

  尽管大家来到澳洲打工之前,都曾有不同的职业和生活经历。我的工友里有重点大学毕业的应届生、心理咨询师、导游、律师,银行柜员等等。

  可不得不承认,在流水线长期做重复性的工作,人是会变得越来越麻木的。加上所在小镇的闭塞,很难接触到新鲜事物。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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